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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11月12日电近日，新加坡前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Society)接受了《中国书评》的编辑亚历克·阿什(Alec Ash)的专访。在谈到是否英语国家或西方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存在反华偏见时，马凯硕指出，大多数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的中国评论往往偏见十足，并未提供公正和平衡的观点。他举例说，《经济学人》通常只写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虽然近期封面报道承认了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这令他感到意外。但他认为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读者无法在其中获得关于中国的公平、平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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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春节期间，我们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一道，在罗马举行“欢乐春节”大型文化庆祝活动。在罗马人民广场，近十万罗马居民参加了从下午至晚间的各项活动，我本人担任了晚会的意大利语主持人。夜幕降临，在礼花的映衬下，我看到许多喜爱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人，对活动报以善意微笑和热烈掌声。彼时，由衷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难以言表，我的眼眶几度湿润。

作为意大利语言文学的研究者，2018年我应邀到但丁的长眠之地——意大利古城拉文纳(Ravenna)参加纪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的活动。在但丁墓前，我为数百名观众讲述了这位桂冠诗人与中国的渊源，用中文朗诵了但丁《神曲》的片段，还把现代诗人王独清的《但丁墓前》翻译成意大利语朗诵给他们听，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以文学为桥梁，促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心灵沟通。不久，致力于意大利语言保护和研究的古老学院意大利秕糠学院(又译“秕糠学会”)向我发出邀请，我由此成为该院的第一位华人院士。

尽管利玛窦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但来华耶稣会士接受过严格的人文和科学教育，拥有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欧洲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为适应中国社会，更好融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利玛窦将他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引入中国，涉及的学科包括天文历法、地理、物理、数学等领域，并以系统深入的方式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方。最关键的是，利玛窦主张的文化适应策略影响了西方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并能够本着谦逊、欣赏和务实的态度，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流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应该比马可·波罗更了解中国，其思想应更具现代性，更能启发和帮助人。

文铮：我在20年前开始翻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这是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开始系统深入了解中国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大众熟悉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这部书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被金尼阁翻译成拉丁语的版本。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严格意义上并非“重译”，而是“首译”，是根据20世纪初才重见天日的利玛窦手稿翻译的，更接近作者初衷，这一点也得到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译者之一的何高济先生的肯定与支持。此外，我还把利玛窦的书信集翻译成了中文，这对于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明代历史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误读是在所难免的。但有时，误读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反而会阴差阳错地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古罗马人对遥远中国的隔空误读，无形中形成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向往；马可·波罗对中国和日本的误读深深地影响了哥伦布，激励他开启发现新大陆的航行；胡适对文艺复兴、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关系的误读，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

文铮，罗马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意大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海外评审委员。荣获北京市“师德模范先锋”称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荣获意大利文化部国际翻译最高奖。主要作品有《新视线意大利语》系列教程、《走遍意大利》系列教程等，译有《卡尔维诺文集》《质数的孤独》《七堂极简物理课》《利玛窦书信集》《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布拉格公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