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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设碳十四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考古、冶金考古、玉石器考古、陶瓷玻璃考古、数字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科技、文物保护修复、考古遗产、实验室考古方舱等18个子实验室，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5个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综合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先进技术，组织开展跨学科、跨单位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未来5年，该重点实验室将围绕重大历史问题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持续取得进展，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和夏商文明科技考古研究，推进数据库建设，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不断加深，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为国家战略服务。同时，开展世界级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3003新葡的京集团，为人类文明研究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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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